ofo生前的最后一个夏天

2020-07-29

导读:ofo大清退之前,戴威做过最后一次努力,那是2019年夏天。这场努力最终没能改变ofo的命运。ofo进入清退环节:卖掉小黄车、退出公司、撤销实体办公室,ofo这出大起大落的商业戏剧,落幕了。


作者:马慧


文章来源:豹变(baobiannews)



2019年夏天,戴威还在试图挽救ofo。


借着司庆的名义,他秘密召集了100多个人,到北京郊区开会,想要做最后的努力。戴威信誓旦旦地说,“欠用户的钱一定要还,就算到了别的公司,也要把电话号码都记下来。”


他刮去胡子,变得像以前一样精神、有活力,还上场跟同事们踢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,绿茵场上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似乎又回来了。


4年前,戴威带着ofo从北大校园出发,在资本的助推下,一路攻城略地,足迹踏遍全球超过250个城市。一转眼,与投资人分道扬镳、用户排队退押金,ofo跌落的速度跟成长一样快。


戴威不甘心,想靠有桩单车扳回一局,至少保证ofo活下去。然而,现实比资本还残酷,有桩单车尝试3个月以失败告终。


ofo处理掉小黄车,戴威再次消失。1000多万用户还在App上排队退押金。


01最后的晚餐


ofo的4周年司庆在北京远郊的温泉度假村内举行,气氛冷清,大家低头各吃各的,戴威埋头喝酒,很快就显现醉意。


戴威召集员工开会的消息,是悄悄发送的,还附带“请注意保密”的特别提示。


日子定在2019年6月5日,ofo司庆的前一天,通知里提到“4年是见证,4年也是新的起点!”借着商讨有桩单车的机会,几十位城市经理从各地赶到北京,顺带庆祝一下司庆。


聚会的地点是红栌山庄,北京昌平区乡下的一家温泉度假酒店。ofo中西部战区的城市经理王刚(化名),坐动车到北京西站,总部只发了个酒店定位,没有大巴车来接,他就坐地铁再转公交,下了公交,还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抵达酒店。


酒店门口没有任何ofo的标志,也没有专人接待,需要自己去客房部报到。


往年,年中的司庆和年初的年会是ofo最重要的节日。2016年年会上,戴威奖励前三号员工纪拓一辆牧马人,授予前五号员工陈正江100万期权,是ofo广为人知的谈资。那天,酒至酣处,现场有员工背诵出《滕王阁序》,戴威随手奖励他一万元。直到夜里一两点,戴威还在微信群、QQ群、钉钉群里轮番发红包。


王刚回忆,他入职的一年,赶上公司2017年年会,ofo包下一个高档度假村整整三天,到处都是ofo元素的装饰,员工入场会发定制T恤、背包和手环,2000多人聚在一起,还请了戴威最爱的歌手赵雷演唱,大家一起跟着合唱《我们的时光》,很开心。


图说:ofo2017年年会现场 


时过境迁。在2019年的司庆上,ofo联合创始人于信召集大家开会,他上来就问“大家最近的状态怎么样?”


会场气氛有点冷,大家都有点丧气,提到最多的词是压力大。于信尝试给大家打气,说公司现在资金比较困难,但还是会集中人力财力去做事情,鼓励大家回去尝试有桩模式。


于信,读书时是戴威在北大学生会的副手,ofo出事后众多高管们已经只是挂名而已,只有他还在坚持。在会上,他坦诚自己压力也比较大,但不接也没有人接,只能硬着头皮把有桩单车的事揽下来。


会议结束后,所有人聚在大厅里吃晚饭,摆了十多张桌子,菜样简单朴素,大家低头各吃各的,分批去跟戴威敬酒。喝酒是ofo的三大文化之一,ofo刚创立的时候,戴威会每周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喝酒撸串,这种习惯一直延续,但那天戴威兴致不高,王刚去敬酒的时候,他已经有点醉态。


吃饭的时候,还是延续ofo司庆的传统,颁发了特别贡献奖、团队奖,奖金是象征性的千把块钱,跟原来半年工资加期权的奖金相比略显寒酸,戴威也没有讲几句,迅速颁完奖。


没有闪亮的业绩增长报告,没有杰出案例分享。


图说:左起杨品杰、戴威、张巳丁、于信


最后,戴威带着大家一起切蛋糕,庆祝公司成立4周年,ofo还做了司庆海报,名字叫“生4与共”。


司庆的活动特意避开正司庆日,员工们不敢发朋友圈,怕被外界知道这个时候还搞司庆,又要挨骂。


02不能就这么结束


戴威说:“有一段时间,我比较迷茫,甚至想放弃,但又觉得不能这么结束,还欠着这么多押金,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”


公司庆晚宴那天白天,大家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,去延庆团建,活动内容是找流散在“桩点”之外的小黄车,分团队找,谁找的多有奖励。


有桩单车模式,是2019年4月ofo在延庆地区的新尝试。有桩单车即在现有的小黄车上增加“P”型提示牌作为“桩”,用户在App上可以找到标识为“P”的单车,只有在它蓝牙辐射的范围内才能合规停车。


如果用户没能按照规定停车,第一次是短信警告,之后最高需要缴纳20元的管理费,严厉的惩罚机制,让单车变得更有序,大幅减少了ofo的运营成本,并且实现小范围的盈利。


为了实现ofo盈利,戴威在内部组建团队,利用有限的资金,进行各种各样的业务尝试。他对城市经理们坦露:“有一段时间,我比较迷茫,甚至想放弃,但又觉得不能这么结束,还欠着这么多押金,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”


从2018年底开始,ofo试水虚拟货币、P2P、卖线上线下广告、公众号接广告、成立小鹿有货。王刚透露,ofo甚至尝试过借鉴过蜂巢快递柜的模式,打造“吃乎“外卖柜,用来做外卖保鲜,后来也无疾而终。

  

这些业务都是默默地在做,外界并不知道,甚至连内部员工也互相不清楚。


外卖业务一开始还行,后面也不能赚钱,虚拟就更惨,因为政策原因,导致价格暴跌。


小鹿有货算是最成功的一个,用户想要提前退回押金,需要先在小鹿有货上进行消费,通过返利方式获得押金,不需要排队。靠着用户基数大,小鹿有货实现了盈利,但遭到用户的疯狂吐槽。


多方尝试后,戴威对有桩单车模式颇为认可,他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。


会议在6月6日结束。7月,ofo开始做软件优化,对城市经理进行培训。8月各城市报方案,9月上线的时候,ofo中西部战区十几个城市只有两个城市上线。


10月末的一天,中西部战区长突然通知王刚开钉钉会议,大家一上线,区长就问“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看别的机会”,大家都没吭声,区长宣布,“有桩失败了”。


他转述戴威的话,“马上就入冬了,有桩做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起色,就直接砍掉算了。”城市经理们没说什么会议就散了,前后持续了十几分钟。


戴威的最后一次努力,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
03小黄车退场


ofo就地报废,废品厂报价25元一辆,合同签好后,整车整车的拉走,然后拆卸成一个又一个零件,而ofo投放时,每辆车的成本是260元。


ofo靠共享单车起死回生已经彻底无望,戴威也放弃了。


2019年10月,王刚收到区长的通知,“有桩失败了,公司就不做共享单车了,但是资产要清算一下,车子需要变现,不能扔掉”。


ofo发给城市经理一个小程序的链接,上面可以显示小黄车的分布图,王刚和他的兄弟们一起,挨着一个点一点排查,数清楚还能找回多少辆车,统一报给总部,做一个备案。


盘点库存后,总部指示王刚在当地找报废厂来竞标,他找了5家报废厂。竞标的过程很简单,报废厂在指定的时间内,将报价发到ofo总部的邮箱,价高者得。


最终,一家报废厂以每辆车25元的价格成交,而ofo每辆的造价约为260元,报废回收的钱,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。


来源/网络


处理报废程序时,总部要给王刚来回寄合同,可以中通寄件,如果要得特别急,需要顺丰,那就要到付。早在2019年春天,王刚手下的两个员工离职,提交申请后,总部寄来的离职证明都需要到付,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王刚默默付了钱,没有告诉员工。


司庆前,王刚所在的城市已只剩他一人。很快,裁员也波及至他。12月初,王刚巡视报废厂收车的时候,接到北京战区负责人的电话,对方说“现在只有两个选择,一是待在公司,拿半薪;二是离职,补偿半个月工资。”


王刚想了想,找到工作不是那么容易,不然先拿着工资。过了没几天,总部人事给他打电话说,第一个选择没有了,只能补偿半个月工资,且12月15之前,必须提交离职申请。


在钉钉上提交了离职申请,审批只走到区长一级,就没有往下走,往常至少还要经过四五个人审批,直到被踢出东峡大通群那天,王刚的离职审批仍旧停在第二级,他也没有走完离职手续,更没有离职证明。


在ofo起家的北京,小黄车也在执行就地报废政策。2020年1月,李海强是ofo海淀区最后一个离职的人,在那之前,他根据总部的指使,将区内的小黄车全部回收,送到顺义的一个仓库后,他再也联系不上公司。


在北京顺义古城701乡道上,有一个仓库,占地4万平方米,ofo拥有其中的300平米,是小黄车的维修点。


仓库原来是一处违规建筑,疫情来临前,被政府责令拆除,ofo曾经的落脚点,现在是一片废墟。


周边的店主回忆,年前的一天,几辆十几米长的货车,拉着垒起一人高的小黄车,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。


04清盘大撤退


ofo的办公室越搬越小,越搬越偏,最后干脆转为线上办公,戴威亦从公司主体中退出,种种迹象都在显示,ofo正在做最后的清场。


小黄车消失的时候,ofo总部也消失了,连自己人也找不到。


2019年12月初,王刚通过钉钉联系总部的财务人员,沟通报销的问题,发现消息无法送达,他才意识到“财务也离职了”。


到今天,王刚再回看钉钉,没有人还在东峡大通(ofo的主体运营公司)名下,“我认识的人,都离职了。”


ofo被人熟知的最后一个办公室在酒仙桥的wework,有媒体曾报道ofo租下wework的第14层办公室。2020年6月30日,豹变探访wework,发现这里门禁森严,进出办公室和大楼,均需要刷两次门禁卡,14层没能看到ofo的踪影。


wework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豹变,“ofo原来不在14层,在其他楼层,不过2019年末已经搬走了”。


一位2019年底离职的ofo员工告诉豹变,在离职前有些合同会寄到旷怡大厦,他猜测搬出wework后,ofo的落脚点在旷怡大厦。


图说:ofo的最后一个办公室  


在这座办公楼里,最小的租赁面积是188平方米,最多容纳25人办公。ofo租下了其中一间,租金在每月三万左右。目前,这间办公室正在对外招租,中介向豹变透露,上一个租户在年底就退租了。


王刚怎么也想不到,ofo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。2017年秋天,他第一次走进ofo总部——理想国际大厦,中关村的标志性建筑,这里曾走出新浪、百度、优酷、豆瓣等一批明星企业,而今ofo明黄色的logo立在大楼的顶端,异常耀眼。


“大厦周边满地都是小黄车,一排一排的,穿着ofo黄马甲的运营人员正在从三轮车上,一辆一辆往下搬”,进入大楼,王刚觉得太震撼了,满眼都是ofo的元素,“感觉整个理想国际大厦都是ofo的”。


那是ofo的巅峰时刻,半年之内拿下76亿元融资,公司急速扩张,戴威在理想国际大厦陆续租下10层、11层、15层和20层,每一层的月租金不低于200万元。


在理想国际大厦,ofo的会议室以全球的地点命名,除了国内城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,还有纽约、圣何塞、乌斯怀亚——世界最南端的小城,以此彰显ofo “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”的愿景。


ofo的最后一个办公室里,已经见不到任何ofo的标志,没有ofo“让骑行更轻松”的slogan,没有奋进的丘吉尔画像,甚至连ofo的标牌都不敢放。


王刚跟前同事聊天得知,“ofo已经没有办公室了,剩下的员工实行线上办公。”


办公室由线下转为线上,戴威亦在做最后的清退。2020年1月初,ofo的主体公司,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,戴威退出,从未露面的朱爱莲接任。


豹变探访ofo的另一个重要主体东峡大通(北京)管理咨询有限公司,其注册地在2019年更改为首科大厦。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豹变,“ofo已经搬走了”。6月22日,北京市工商局将东峡大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,理由是无法联系到经营者。


在海淀区安宁东路的一处孵化器公司内,原来的小黄车公司,已经更名为立方灵动(北京)数据服务有限公司。这里同样大门紧锁。


说明:立方灵动(北京)数据服务有限公司


2020年1月2日,供应商张师瑜第七次北上,想找到ofo要回80万的债务,但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的总部已经人去楼空,第二日,张师瑜前往海淀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
之后,再也没有ofo的消息。


种种迹象都显示,ofo正在做最后的清场工作,准备彻底退出市场。


离职4个月后,王刚开始投递简历,但因为ofo的履历,他发现匹配度较高的岗位得不到回应,在经过几轮成功的面试,总是被告知,“不是那么合适。”有面试官在面试时,直问他在ofo的经历,也有人旁敲侧击,但王刚感觉到,话题不离ofo。


王刚感到痛苦,“大多时候想把ofo的经历删掉。戴威的坚定盟友于信开始自己创业,5月份刚拿到百万风投。


豹变联系上ofo国内运营事业部总经理的周伟国时,他说的第一句话是,“还要写吗?(ofo)都过去了。”


05结  语


在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上,ofo提出的共享单车模式是全球首创,并且是为数不多成功推广到海外的“中国原创商业模式”。让全世界爱上骑行,共享单车无疑是公益与商业的最佳结合体。


ofo一诞生就戴上商业明星的光环,迅速被资本热捧,戴威在资本与控制权方面没能做出取舍和平衡,以至于投资人迅速撤离,ofo就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。


周航与戴威的经历有相似之处,周航在2010年创办易道,属于互联网打车行业的先驱,在后来的发展中,也因为没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,逐渐掉队并离开舞台中央。


周航后来写了一本书:《重新理解创业》,他这样谈论失败:


“回溯科技史,我们发现推动行业发展的产品,并不全部都是成功的,失败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。正是那些失败的产品成为革新的养料——失败的尝试也是历史中群星闪耀的时刻。


这样一看,所谓的失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,这是失败对于我们全社会的价值。如果一个社会还在耻于谈论失败、害怕失败、排斥失败,只崇尚成功的话,我们不太可能有探索意义上的创新。所以,如果你希望这是一个创新的国度,一个创新的社会,那么我们必然需要重新定义失败,重新理解失败。”


这对于戴威与ofo,又何尝不是呢?(本文作者马慧,来源于豹变,IT大佬已获得作者授权、经IT大佬编辑发布,文中观点为作者观点、不代表IT大佬观点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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